郑永年:郭店书简与中国版文艺复兴

admin 鑫鼎娱乐 2019-09-03 21:17:08 7025

   《纽约书评》(2016年4月21日)刊登了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逊(Ian Johnson)写的“中国的革命性发现”一文,借评论达慕思大学教授艾兰(Sarah Allan)的一本论述郭店楚简的新著(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hip Manuscript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6)来论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政治。书评也附载了一幅18世纪的中国画,呈现秦始皇帝在统一中国之后,为了统一思想而进行的“焚书坑儒”运动。约翰逊指出:“我们有关中国伟大哲学学派的知识,局限于秦朝统一之后所修订过的文献”,而新发掘出来的文献“帮助我们重塑中国具有争议性的过去”。约翰逊的文章涉及有关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很多方面,但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其借用《郭店楚简》对中国的贤能政治传统和现实政治的讨论。

   在《郭店楚简》中多次提到统治者的选拔问题,提倡让最具才能的人来统治国家,而非通过世袭制度,并且通过退位和禅让的方法来解决权力继承问题。《楚简》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的人们对政治的思考。艾兰教授在1981年就出版过一本题为《继承人和圣人》(The Heir and the Sage)的书,强调禅让制度在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中心位置。有意思的是,同一时代的其他文明,例如古希腊文明,也在探讨同样的问题。大家都在寻找人类社会组织和领导的方式,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人们是忠诚于家庭而实行世袭统治?或者,人们是忠诚于国家和人民而实行选拔最好的人才来统治国家?从古代到今天,贤能政治哲学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楚简》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意味着什么

   贤能政治是古代中国各个学派的共识,但各派的侧重点不同。墨家主张实行贤能政治,而其它学派则指向尧舜禅让制度,即把权力交给最具备能力的人而非君王自己的儿子来继承。孟子尽管接受了世袭统治的制度,但他也为此设定了条件,认为如果君王是暴君或者昏君,老百姓有权利起来推翻之,通过革命的方式把“天命”传承给另一位君王。但不管如何,禅让的思想在秦统一之后,似乎越来越变成为遥远的过去,甚至是传说了。而《郭店楚简》的发掘则向今天的读者显示,在选择统治者方面,中国过去存在着更为激进的政治思想,即统治者应当通过禅让方式,让最具有才能的人来统治国家。

   《楚简》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意味着什么呢?根据约翰逊说法,即使今天,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仍使用“天命”的观点来论证其统治:国民党极其腐败和无效,因此共产主义者具有合法性去夺取权力;而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则论证了共产党的继续统治,经济发展证明了“天”的支持。如同中国传统,中共很明确其统治是世袭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从广义上说,其他政党不可能掌握政权,在狭义上也已经创造了“准世袭”的阶层,即红色家庭。不过,《郭店楚简》表明,即使在古代中国,很多学派的学者已经反对这样的政治实践,他们主张根据才能而非团体的成员资格(这里是指共产党及其党员)来选拔统治者。

   约翰逊继续引申说,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士”这一阶层,他们具有才能,希望参与政治,因此提出了贤能政治的政治理念。在今天的中国,想参与政治的不仅是一个阶层,而是整个社会。尽管今天的中国仍然存在这样的思想,但正如《楚简》那样,它们是死的。约翰逊这里想指出的无非是三点:第一、今天的中国不存在西方那样的通过选举产生领导人的制度;第二、中国共产党因此缺少当今社会所应拥有的(西方式)的政治合法性;第三、即使从中国古代的贤能政治理想来说,中国今天的权力继承方法也缺少合法性。

   1993年中国出土《郭店楚简》,1998年正式公布,马上震动了汉学界。在正式公布之前,达慕思大学就召开了名为《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的会议。1999年,武汉大学召开《郭店楚简国际研讨会》,次年出版了《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集了包括任继愈、饶宗颐、杜维明、李学勤等大家的文章。现在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耶鲁大学学院就职的顾史考(Scott Cook)教授也花了很多年的努力,于2012年在美国康纳尔大学的康纳尔东亚丛书中出版了《郭店楚简》的英文译本(The Bamboo Texts of Guodian: A study and Complete translation),中英文双语,厚厚两大本。但这些都局限于汉学家之间,并没有引起其他社会群体的关注。约翰逊的书评一出来,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群体(尤其是学者和媒体界)人士的兴趣。人们感兴趣不仅是因为历史话语本身,更是约翰逊文章里面的“借古讽今”。

   不管人们是否认同约翰逊的观点,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具有意思,对西方世界更具有意义。这后一方面是约翰逊所忽视的。西方在古希腊时代也出现过有关“谁应当成为领袖”的理想观念,即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哲学王”的观念和中国的“禅让”都是一种理想。正如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所示,古希腊不同城邦国家实行不同的制度,包括独裁、贵族、共和、民主等等。在后来长时期的宗教时代,教权高于一切。在宗教政权被推翻之后和近代民主产生之前,西方所实行的一直是世袭制度,即家族统治。后来随着商人阶层的兴起,也加入了统治者的队伍。所谓的民主就是商人和君主分享权力。无论是君主贵族还是商人,形成了多元家族的世袭制度。欧洲的很多国家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些大家族统治。美国的大政治家族对美国民主的影响也不小。

   只要金钱可以直接转化成为政治权力,家族政治不可避免,世袭也不可避免。只不过家族世袭是西方人所不乐意讨论的话题。尽管西方已经形成了“选举证明一切都好”的局面,但权力结构也是危机深重。例如,有效政府问题。多党制已经演变成为互相否决的制度。在很多情况下,多党背后是不同家族之争。再如,人民的权利实现问题。民主早期在扩散社会福利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现在的民主是否像民主理论家所说的实现人民的权利,就不好说了。西方很多研究表明,资本寡头仍然主导国家政治,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今天欧美盛行的政治民粹主义,已经对西方民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重建中国的贤能政治

   这个问题也是中国政治重建过程中所需要回答的,中国是走中国本身贤能政治道路,还是西方民主道路,还是两者的结合?饶宗颐教授就认为,近20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替代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饶教授所说的当然涵盖很多领域,但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来讨论如何重建中国的贤能政治制度。

   西方称中国传统为东方专制主义。不过和西方比较,传统中国的制度至多算是有限世袭制。尽管中国传统上没有能够实现《楚简》上所说的禅让制度,但正如史学家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只有皇帝可以继承,其他皇兄皇弟不可继承。同时,皇帝也不是一定要儿子继承,也可以隔代继承,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把皇位直接让孙子继承。有限的世袭避免了中国形成众多的垄断性世袭家族。从另一个侧面看,这个制度使得社会更加开放。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国家管理权或者相权和官僚机构是开放的。任何社会阶层的成员都能够通过官方设定的考试制度,进入“士”的阶层,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官僚体系。再者,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体系设置,有效切断了西方那样的资本直接转化成为政治权力的路径,即使商人的家庭成员,也必须通过考试,才能把金钱转化成为政治权力。

   这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可以回到传统贤能政治时代。到了近代,传统世袭皇权已经失去了合法性。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传统皇权到现代党权的顺利转型,传统皇权是个人和家族,但党权是一个非个性化的组织。传统皇权可以世袭化,但不可民主化。现代党权则不同,党权可以民主化,也可以阻断世袭化。从经验上说,即使今天的中国存在着如西方一些人所说的“红色家族”,但中共的领导绝非是世袭的。从1949年以来,没有一个中共领导人指定其儿子或者家庭成员来继承权力。如果因为前中共领导人的后代成为了领袖,就把这个体制形容为世袭,今天西方民主都可以成为世袭制度。在政治上,人们不能过度理想化,不能排除政治世家的成员从政。

   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选拔人才?如何实现权力交接班?从理论上说,党权为实现贤能政治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架构。西方越来越依赖于单一的选举来选拔领导人,但选举从来就不是最有效的机制来选举最好的人成为领导人,也无法避免最坏的人被选举成为领导人。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如果从上世纪70年代算起,还不到半个世纪,但到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弊端。如何克服一人一票所产生的民粹主义,值得人们的观察。如果不能转型,很难走下去。

   中国党权的存在就表明,可以在新条件下复兴和改进传统的贤能政治。党权表明存在着选拔者,可以选拔最优秀的人来执政。这就是中国的党内民主所要做的内容。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人们必须对文明有信心。中国完全可以结合传统的贤能政治和现代的民主政治,或者传统的选拔制度和现代的选举制度,从而超越西方制度的弊端,创造新的贤能制度。

   如果这样,中国可以如饶宗颐先生所言,实现一个“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

   *本文转载自2016年5月3日《联合早报》

  

  

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