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

admin 拉风娱乐 2019-09-03 21:17:29 3580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主要是以传统排外主义为动员方式,从而反抗西方入侵的。与西方近代基于主权思想的民族主义不同,排外主义缺乏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主权意识和各民族国家平等竞争的思想,实际上是以中国儒家强调文化对垒的天下主义,对抗西方的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它不仅使近代中国人难以看清西方侵略的实质,因而迟迟未能提出收回主权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标,而且无法进行反抗西方侵略所需要的广泛的民众动员。不仅如此,排外主义主张以暴力排斥一切外人,不仅不能达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目的,反而容易招致外人“合诸国之力以为报复”(注:伤心人:《排外平议》,《清议报》68册,1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传统排外主义的影响逐渐式微,而以民族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为基调的民族主义逐渐流行,成为反抗西方侵略的新的思想资源,其中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即是以这一新思想资源反抗列强欺凌的显例。

  

   一、人民主权思想的发展

  

   在上海商民酝酿抵制之初,部分绅商就已表现出对清廷秘密外交的不满,提出应及早抵制,阻止订约。叶高等人在致曾铸书中言道:“吾国政府与外人议约向无咨询国人之举,所有约稿皆定于论思密勿之地,吾民无由而知,直至签押换约之后或自外洋报章反哺吾国。万一此约定后,然后吾民设法抵制补救已迟。”因此他主张订约前即行抵制,不等二月之期,这样“美国必大为震动,自然就我范围,从速定约,至国权无损,然后各商照常定办,未为失时。不然国力薄弱,政府恐难敌也,民力散缓,空言亦无补也。”(注:苏绍柄编辑,伊熙绩鉴定《山钟集》,上海油印本,1906年,54—55页。)

   抵制运动开始后,美国领事企图压制上海的抵制运动,上海总商会在致美领事函中义正词严地说,抵制美货“不独贵国不能过问,即鄙国政府亦断不能强令购实,盖买与不买,人人自有权也”(注:《山钟集》,501页。)。曾铸在致伍廷芳书中也声言“不用美货乃人人自有之权,与国际毫无牵涉”(注:《山钟集》,32页。)。1905年6月29日,清外务部在美国的压力下,令各省“实力开导”,限制抵制活动。淮安士商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购美货,人民有自决权,政府无权干涉。他们具文言道:“虽有政府命令不准倡言抵制,而吾等不开会则可,若美货之用,则人人自有之权,政府从何干涉?即使政府媚外,将约私行画押,而我全国同胞万不承认,定约自定约,禁货自禁货,俾海外各国知中国有无用之政府,而有有用之国民……趁此人心方热,力行此事,政府于此,谅亦不敢故违众意,力行压抑……彼工党禁华工而政府不能问,我民不用美货,而谓我政府能阻乎?”(注:《淮安士商烈成氏等上曾观察函》,《新闻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在抵制者看来,政府不仅无权干涉国民自有之权,而且涉及国民利益的重大决策也必须经过全体国民的同意。这是人民主权思想的重大发展。曾铸在上外务部书中提出,中美若签订新的关于禁工的条约,“约本必须寄送沪商公阅,方能由部画押”,即需经国民认可方能进行(注:《山钟集》,30页。)。苏州争约处也提出,如政府与美国订立新约,“必先布告中国,使国民全体公认,方可签字。否则,续约虽定,吾国民决不承认,抵制团体誓不解散”(注:《新闻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五日。)。曾铸等人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是西方的民权思想,他言道:“按换约谋及商人,或讶无此政体。此中国向来之说,若外国则素重商权,无一国不咨询后行,所以外交鲜有偾事。”(注:《山钟集》,30页。)

   镇江阅书社社员胡锡鸿在致曾铸的信中还建议“大开国会”,领导拒约。尽管他所说的国会并不是西方的议会,而只是议政的场所,但已足以反映出时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他在信中言道:“大开国会,以总其成。设总会于上海,分支会于各埠,仿西人选举之法,公举名望素孚、身家殷实、上可联络政府、下可联络士商者为会长,各支会亦如之,以后国有大政与民休戚者,均开大会以议决,上呈政府,以备采择。苟有大违舆论之举,该会亦须切实力争,以匡不逮。如此则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将见百废俱举,国势焕振。”(注:《山钟集》,557—558页。)

   从这一点而言,抵制美货运动不仅是一场外争国权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且在中国民权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时人即认为抵货运动是“吾国民权实行之先声”和妇女“参与政治”之始(注:初我:《妇女社会之对付华工禁约》,《女子世界》14期(2年2期),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2卷上册,三联书店,1962年,31页。),并“可为异日自治自立之基础”(注:《对于抵制美约之演说》,《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六日,转引自《近代史资料》1956年1期,21页。)。留欧学生还提出“宜借”抵制团体“力图变法自新之计”(注:中国科学院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印《广东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资料汇辑》(一),油印本,1958年,181页。)。事实上很多抵制美货运动的领袖成了后来立宪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不少在抵制运动中形成的团体成为立宪运动的中坚。曾铸后来成为上海立宪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梁启超于1907年成立的政闻社吸收了不少在抵货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上海商人参加,而后来广东自治会机关报的编辑就是从檀香山返国的抵制美货的首倡者陈仪侃。

  

   二、全民国家观念的兴起

  

   全民国家观念的出现是民族主义兴起的主要标志。但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却一直缺乏近代全民国家观念。他们把一家一姓之朝廷作为效忠的对象,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50页。)。老百姓的任务就是完粮纳税,“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涉,国家何物,政治何物,所不知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79年,15页。),甚至“国亡,他可以不管,以为人人做皇帝,他总是一样纳粮”。与国家相比,倒是宗族利益更能使其“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注: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590页。)。梁启超就曾痛感国人常“独善其身,乡党自好,畏国事为己累而逃之”。(注: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21页。)这种狭隘的乡土意识和家族主义观念严重阻碍了中国民众国家观念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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