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古代世界的商文明

admin 江南娱乐 2019-09-03 21:17:11 3452

  

  

   张光直 著 陈星灿 译

  

   任何公正而有识见的古代历史研究家,都不会不同意亚当斯把美索不达米亚和墨西哥做为他比较研究的基础。不过,同时他不应满足于把对这两个或任意两个古代文明为唯一依据的概括,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不断地检讨世界各重要古代文明的考古材料,研究这些地区的材料是否为加强或者修正我们已有的种种概括的做法,是有用的也的确是重要的。

   商文明不是古代中国的唯一文明,甚至也不是最早的。但是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商在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中至关重要,而且它也是至今使我们对其自身世界的了解占有充分文字材料的唯一文明。自亚当斯的著作发表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家为丰富商代的记录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无论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者或是古代世界的研究者来说,检讨商文明中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方面大概都是有益的。

  

   一、“原初性”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曾经只能回溯到夏商周三代,此前便是仅有神话传说充斥的一段空白。因此,西方学者到现代历史学和考古学开始很早且古代文明久已为人所知的近东地区追寻中国文化的源头,虽然未免操之过急,但并非不可理喻③。

   但是“本土”一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由于我们当前关注文化生态的问题,众多的人类学家和人类学派的史前学家,倾向于强调地方或地区的生态系统,并且认为,无论有什么外来影响,所有地方和地区的发展都必定有自己的生态系统的基础,因而在此意义上说,这些发展也是本土的。即使在文化的层面上,“外来文化的交融要成为可能,也必须是在接受者的文化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⑦。许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把传播当做文化和社会发展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传播不能如此轻易地被忽略。文化和社会系统面对众多的挑战--包括外部的挑战,其结果可能导致系统的改变。“被接受的制度可以成为促进该社会系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的催化剂。它还会引进非本土起源或者虽则看起来极象是本土发展的种种习俗、行为方式和世界观”⑧。

   基于中国文明的形成晚于其他几个国家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文明的早期完全有可能接触其他文明的影响。最好的例子是栽培小麦作为一种农作物的出现在商文明中,而小麦在近东的驯化,证据凿凿⑨。那么,问题是否可以这样提出:中国文明的形成没有受到外来的刺激吗?这样的问题是没法回答的。显然,我们必须对每一项可能是中国和近东(或任何其他地区)共有的物质文化和制度的历史进行探讨,再努力去判断它们在中国文明发展中可能的催化作用。在《东方的摇篮》一书里,何炳棣做了这样的探讨,他的结论是“输入中国的所有文化因子,不仅数量少,就质量和年代上说,无论对任何主要的中国文化因素的起源或者整个中国文化的形成,都没有多少关系”⑩。

  

   二、商在进化谱系中的位置

  

   从社会进化的观点出发,古代中国文明的形成经历了下面几个重要的阶段:

   最早的属于这个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西北部的二里头文化。和夏同时代的许多国家中,商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我相信它最开始的一段,将会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和安徽西北部一带发现。商代中期以来的商文化遗址,遍布华中和华北地区。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民,明显分属于不同的国家,而商王国显然是其中最强大的。我们不清楚“统治”一词在表述商“代”的商和其他有所属关系的国家时的确切含义,但是统治无疑意味着政治和礼仪上的至上地位。同时,还可能有一个向商王定期贡奉之类的网络系统,但是它在真正经济上(除了礼仪和象征)的意义究竟有多大,我们仍不清楚。武王伐纣之后,商的统治地位为周所取代。周之后,诸国争雄的局面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更高一级的国家社会--中央集权的秦汉帝国。

   就以上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程序看来,中国考古学可为社会进化的比较研究者,提供一些重要的新材料,甚至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最近十数年来,美国人类学家对社会进化理论的兴趣明显增加,许多考古学家尝试着把这些理论运用到世界各地的考古材料中,他们的关注焦点主要是国家起源的问题。在这些讨论中,很少人使用中国的材料,因为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之外,中国的古史材料还很少用一般比较的人类学的观点处理过。我们不妨看看现在讨论的三代的考古材料,怎样和社会进化理论和国家起源的问题联系起来。

   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及其社会进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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