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如何理解中国外交

admin 发发娱乐 2019-09-03 21:17:39 4848

  

  “如何理解中国外交?这里识别的结构性因子有四种,即:中国的当代政治制度、近代史的屈辱经历、传统文化心理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们都具备相对稳定的结构框架、较长时段的影响力,是当代中国外交存在的给定条件与无法回避的外部系统。”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外交正在成为各国专家广泛分析的样本。在众人瞩目、进步显著的当代中国外交画面里,到底有哪些主要推动因素和限定(约束)因素?大体上,笔者把构造和影响中国外交的主要因子分为如下四类:

  第一类是结构性因子,它们基本上是给定的、长期作用的、不轻易改变的,属于“发生的前提”、“存在的环境”和“外部的系统”。这类因子包括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与特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态与变迁规律,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外来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等。在长时段上,它们从不同侧面塑造着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发生的背景、性质与条件。

  第二类是器物性因子,它们更多与全球市场及贸易的发展有关,与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密不可分,与工商界和消费行为的兴起联系在一块。这类因子包括传统媒体的活跃、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及方式的多样化、商品消费热潮的到来和普通人日益强烈的消费主义等。这方面最近的事态则是全球范围地区主义的兴起,包括在中国周边地区日益增强的发展。

  第三类是体制变革因子,在这里特指改革开放进程推动的中国外交制度创新,它们带有极鲜明的中国新时代特点,只是出现于最近的二三十年间,主要表现为外交部门内部的各种调整充实、核心外交(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外交部)与大外交(包含地方外交和广义的外事)的积极互动、公共外交的出现和扩大,等等。这部分因子与第二类因子在形式和内容上当然有很多交叉,笔者之所以做出区分,重点在于强调变革时代中国外交民主化的制度效果。

  第四类是个体性因子,它们与个人的经历、专长、情感、偏好有关,这类因子即便不带有偶然性,也比较易变,典型的“因人而异”。在当代中国外交场景里,这里的个体性因子主要指两类人:一是政治领导人物和主要外交首长;二是以不同方式参与政策咨询、有一定影响的外交学者,特指最近十几年逐渐兴盛的外交咨询工作及其代表。

  下面对这四类因子分别略加解说。限于篇幅,这里只勾勒基本线索,不做仔细论证。

  

  (一)结构性因子

  

  这里识别的结构性因子有四种,即:中国的当代政治制度、近代史的屈辱经历、传统文化心理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们都具备相对稳定的结构框架、较长时段的影响力,是当代中国外交存在的给定条件与无法回避的外部系统。

  1. 中国当代政治制度

  当代中国外交制度的主要特性是由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外交表达着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它对国际关系的主要诉求。一个国家的外交,是通过官方认可的对外交往方式,把这个国家的基本结构、大的目标、自我定位等,展示给它的邻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本质上,外交是内政的展示和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政体的各主要规定也是区别新旧中国外交的政治界标,是中国外交制定和推进的政治前提,是考察中国与世界关系复杂互动的政治窗口。

  比如,同样人口众多和有着受西方列强殖民和压迫的历史,同样正在快速崛起和自我归位为新兴大国,中国和印度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上的遭遇却常常大相径庭。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中、印不同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主宰的当今世界主流政制的磨合不一样。再比如,中国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外交,除开经济、贸易、技术的需要等必须与西方国家协调合作的一面外(这是邓小平时代中国外交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还应当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适时有力地回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它们差不多被视为少数西方大国尤其是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代名词),而后者恰恰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影响下,普通百姓在观念上会比较亲近和同情亚非拉国家及其人民。这种社会心态培育起来的中国外交,自觉或不自觉地塑造了自己的特有目标与口径,例如,毛泽东关于“是非洲兄弟用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著名论断广为流传,现在中国外交部长每年的首访区域还是非洲(很难想象把非洲换成美国或日本会有什么后果),周恩来当年“亚非十四国两月行”的传奇故事至今仍是中国外交官培训时的重要内容。不论改革开放之后如何变化,中国政治的基本线索是不可磨灭的,离开它便无法深刻理解中国外交之多样而辩证的逻辑。

  2. 中国近代史的屈辱经历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里,1840年起始的百年屈辱历史是整个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最不堪回首的一段。对于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人和所有外交官来说,他们的首要使命之一便是“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

  在一般外交理论中,只有弱小国家才会丧失主权和受到欺负;很多外国人不太理解,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为什么如此强调独立自主。独立自主价值在当代中国外交思想中占有的位置是如此重要,确非一般大国、强国所能比。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但近代百年屈辱史的铭心刻骨,无疑是最重要因素之一。很容易理解,每当中外关系发生摩擦尤其是与传统西方列强发生纠纷时,中国老百姓就会产生“八国联军又来了”的联想,而不大倾向于细致思考中国方面可能的原因或互动过程的复杂情况。

  也不难解释,与其他大国关系对比,譬如说,为什么中日关系显得敏感而脆弱——每当日本政府或右翼势力有不利于中国的言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格外高涨,中国政府承受的压力可能大大超出一般国家关系的紧张。中国民族主义的原委与起落当然不全是外交方面的事情,但它肯定将伴随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整个过程,使后者呈现某种“斗争/合作/再斗争/再合作”的多重磨合景象。

  3. 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

  百年的屈辱历史之所以显得格外沉重,乃因为它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一个在发达程度上曾长期雄踞世界民族前列的东方大国身上。深厚的历史文明血脉造就了深植的文化心理结构。理解中国当代外交,尤其是观察和衡量民族情感及大众心理对外交决策的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既离不开对不堪回首的近代史的记忆追索,更不可不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底色”位置。这是一种复杂的构造过程,里面包含着两重性:从好的一面讲,它有利于保持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思想坚定性,理论上有助于建立不同于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下形成的外交学说和实践;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著名外交战略思想就很有中国特色。从不利的一面说,它容易让人自大和排他,弄得不好会导致不合时宜甚至有碍合作的民族主义情绪。

  4. 西方文化与意识的进入

  伴随鸦片战争的到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各种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蜂拥而至,形成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巨大压力和对中国社会思想形态的强烈冲击。就中国外交的主题而言,近代西方缔造的主权国家体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大重心,是必须逐渐“融入”和适应的给定环境。

  考察中国外交的各种题材、重大事件、行为方式、动员口号等,研究者一方面会看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后来演化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第三世界的觉醒,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宗旨之一;另一方面,人们也不难发现,在一个事实上弱肉强食、西方主宰的国际体系里,适应理论上和表面上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各国一票的联合国及主权国家交往方式,包括应用外交概念和国际法准则来争取本国权益和为斗争策略加上合法标签,都是中国民众不得不面对的西方话语系统,是掌握了战场上与对手博弈本领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熟悉的新的斗争技巧。这种学习与适应的过程曲折漫长,并不轻松。

  例如,在外交理念和实践中,中国领导人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究其内涵和立意,源出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而联合国体系就像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货币体系一样,大体上可以视为传统列强在二战后初期设计的主要国际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中,同理可适用于判断“自由”、“民主”、“人权”、“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理念的推广应用。随着时代的变迁与自身的调整,西方体系和意识形态本身也变得更加精致、具有多重效果和难以简单定性,世界经济贸易和国家的对外实践里更加无法用“黑与白”、“好与坏”、“对与错”的是非标准判别它们。今天,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声音主张中国“另起炉灶”(不论这些呼吁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发展中国家),但事实上中国已同现今的国际体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中国已俨然是国际博弈场的主要玩家之一,中国外交的进取或挫折只能依据现有的大国外交框架、多边外交舞台、周边外交平台和与第三世界关系的进退加以衡量,所有这一切严格地说(严酷地说)均为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文化的产物。

  

  (二)器物性因子

  

  1. 信息技术的迅速扩散

  今日中国,通过媒体、网络、移动终端等等各种媒介获取和了解信息,用它们加强能力和改善待遇,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日常方式。评估信息技术进步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有独特的内容和意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来强调对政府的制衡和外交事务对纳税人有交待的义务,信息浪潮的到来大体上可看做强化了已有的势头。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普遍认为“外事无小事”,政治上要求“外交要保密”,因而社会公众对外交的了解非常有限;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等极左年代,通过广播收听外媒更是危险的事情,发行有限的《参考消息》只是少数人的国际消息来源。

  新的局面则完全不同:外交部发言人与其说是发布新闻,不如说是帮助公众和外界对已掌握的各种消息分辨真伪或解释立场;有些真正需要保密的消息或事件,却常常由于外媒的透露而提前曝光,更可能被敏锐而乐于捕捉消息的年轻网友广为传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说到底,全球信息技术的进展及其穿透力给各国政府有关部门的传统管理方式造成了从未有过的麻烦与挑战,中国也不例外。

  2. 大众消费热及工商业的影响

  在中国,工商业对政治决策和外交方针有不断增大的实际影响,而这种格局的形成首先来自市场化条件下难以遏止的大众消费热潮。市场经济的主体——工商业者——在不断成长壮大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意识,即要求参与事关贸易、通关和纳税之规则的制定,至少要求制定的过程更加透明和可以预期。如果这些规则涉及对外交往,工商业会对国家的对外战略更加敏感,对外交部门的举措更加在意,对(譬如说)自身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和人身财产安全提出更多的保障要求。

  在中国的体制下,虽然很难见到美式的大企业游说团体和所谓的“压力集团”,但上述三个方面都有踪迹可寻,外交决策的制定过程与对企业和商界利益的考量呈现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例如,新时期不断扩大的外交领事工作,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对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少驻外大使和特别代表甚至承担起了招商引资的重要使命。中国公众很容易注意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经常在各种场合替受到指控和批评的本国公司和个人的商业行为做出辩护,尤其当中国人的海外收购活动遭受不合理的政治阻碍时。引人注目的一个新现象是,中国主要领导人出访时,常常会邀请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商界人士随同全程,而且最终总有大笔合同订单的签署。外交部门和工商界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外交”在当代中国外交实践和指导思想里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3. 地区经济一体化

  同一地区的国家之间,经济合作到一定的阶段,地区一体化进程还可能自动出现有助于增强共同军事安全和共同政治目标直至共同社会身份的各种“外溢”效果。这种始于欧盟并且成型成熟于欧洲范围的这一发展路径,在显露出积极的效果之后,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所借鉴、仿效。

  上述事态对中国外交过程的渗透是在最近十多年逐渐出现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促成东亚内部各国经济协调合作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推动中国大国意识的萌生和决意参加本区域协调合作的重要起点。在那次危机中,中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邻国提供了信贷方面的支持,并且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以帮助周边国家渡过难关。危机之后中国的声望和地区影响力迅速提高,也给中国外交带来始料未及的惊喜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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